王朗云是“王三畏堂”的发家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利用分房所得田土作抵押，与陕西商人签订了“出山约”，规定：在扇子坝共同凿办盐井，每凿办一新井，主出井厂基地，客出押山银400两和凿办资金，全井收益分30股，主占12股，客占18股，客方分股18年届满后，井厂全部无条件归还主方。
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十一年（1850-1860年）王朗云先后复淘改造，新凿成三生、金海、添福等井，使王氏盐产量位居富荣盐场首位。
王家祖上为官，和官府关系密切，能为他广开销路提供便利，其它三家虽也和官府有些交道，但此时显然没有王家关系厚实，可他们也有自己的经营之道。
李家全盛时期，重庆盐号的掌柜叫张大麻子，此人是“四友堂”发家的元老，向来克己奉公，但在死前突然性情大变，狂嫖滥赌。
李家主事李祥庵知道后不但不谴责，反而暗中指示盐号每日为张掌柜提存50两银子以备他急需，众人皆感到奇怪，李祥庵解释道：“性情突变，将不久人世，他对我家功劳很大，这点银子算什么。”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这是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观念。自贡这些盐业家族多在发家后广置田产房舍，甚而走“富而优则仕”的道路。
道光末年，李家的田租一年就有4000多石，胡家在光绪初年也有5000余石租谷的岁入。“四大家”还不断捐官，每一家中都有数人领取朝廷俸禄。
盐商辉煌的顶峰
同治六年（1867年），王朗云53岁生日，他设筵大庆，诸多朝廷地方大员都是他的座上嘉宾。云南兵备道、翰林院编修赵树吉为其撰写寿序；武英殿大学士、国史馆正总裁贾桢，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修撰翁同龢等列名拜寿；刑部陕西员外郎赵树宣，工部虞衡司主事赵熙亮灯参加祝贺。
寿筵上的王朗云好不风光，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使得即使拥有大量钱财的商人也难以在社会上得到尊重。而此时，诸多朝廷大员的来贺，似乎也在表示王朗云不再是“商”而是“士”了，有足够资格在社会上受到众人的尊重与礼遇。
资料图：自贡的盐商。
表面情况仿佛的确是这样，可王朗云并没有像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商人一样韬光养晦。他太招摇了，曾不断和官府作对，还指使盐工捣毁过水厘局。
虽然他最后能凭借自己的财富脱身，但至少他和朝廷的关系并不融洽。也难怪后来丁宝桢会拿他开刀。
但自贡盐商都是短时间内暴富，确实缺少一点世家大族的底蕴，虽然他们的财富和两淮盐商比起来毫不逊色，但终究只能带给他们片刻的辉煌。
两淮盐商，自来就是清廷的大金库，他们所累积的政治势力，远非自贡盐商这些后起之辈可比。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即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开始筹画“收复楚岸”。
“四大家”的衰败
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以疏销缉私为由，先后在犍乐、富荣两大盐场创办官运局，实行官运商销，要将以往盐商手中的川盐销售权重新收归政府。这大大触伤了以王朗云为首的大盐商的利益，王朗云凭借自己与京官的关系，不断上访户部，都察院。
丁宝桢则以王朗云先前阻挠水厘之征未能惩办，现又一再控他办理官运，决定严厉惩办。于是将王朗云所有劣迹上报朝廷，引得慈禧大怒，颁下懿旨“似此持势横行，亟应从严惩办，着即先行革职，交丁宝桢提省确切审办，以示儆惩”。
王朗云得到京官密信通告，急逃他乡，流亡4年，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才回到自贡，并在3年后死去。
“王三畏堂”在王朗云死后，由他的堂侄王惠堂继承。王惠堂远不及他叔父，他大肆挥霍，经营无方。在他主事期间，王家大修馆舍，修新枧宅第，耗费铜钱20余万串，承建承德堂大厦耗银十余万。王氏各房分权而居，各自只谋私利，公事不再统一，“王三畏堂”瞬间走入颓势，负债六七十万两。
王惠堂之后是王朗云的孙子王星垣主事，此人更加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债务越陷越深。在他主事其间，族人营私舞弊严重，纷纷组织商号，有的仅出少量资本，有的占干股；向公堂井灶送卖货物，货劣价高，无不利市3倍以上。
1928年，“王三畏堂”连本带息共负债105万两白银，被迫以大量财产作抵押，自此王家名实皆亡。
自贡盐商的衰落，内部子弟的不肖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外部楚岸行销地域的减少才是根本原因所在。楚岸行销地域的减少致使川盐滞销，再加上自贡盐商本身花销的巨大，覆灭只在早迟之间。
李家、胡家、颜家也在相同的时间内衰败，到20世纪40年代末，“四大家”已经完全销声匿迹，绝少再有人提起。
“四大家”因战而起，也随战而衰，“四大家”的败落，似乎并不单纯是经营上的失误。实际从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地区的那一天起，就宣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
新式盐商登场
1937年抗战爆发，海盐生产被破坏，运道阻断，盐源迅速减少，全国逐渐出现食盐供不应求的情况，一些靠近前线的地区甚至发生盐荒。
1938年3月，国民政府便要求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 15万吨。从 1938年起，自贡盐场便获得了迅猛发展，大批的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也再一次迎来了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在自贡的“全国国民节约献金”会上，盐商余述怀将平顶的瓜皮帽放下，双手撑在桌上说：“述怀虽长期经营井灶，但是现在仍感资金周转困难，不得卡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款1000万元。”
在他的带动下，自贡盐商们纷纷慷慨解囊，短短35天，便募得1.2 亿元之巨，在这场献金运动中，自贡捐款为“全国之首”。
一群盐商能在此时捐出数额如此巨大的一笔款项，显示了他们的豪气，也说明了此时自贡盐商的豪富。
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就对川盐产销大加扶持，对盐商复起井灶提供大额贷款。此时已广有资财的余述怀更是抓住机会，抢先申请复起了一批井灶，获得一笔巨额增产贷款，使其企业大为发展，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其他方面。
资料图：余述怀。
余述怀出身农家，光绪末年他只是岳父酱园中的一名伙计。他为人精明，善于经营，在岳父酱园时就积攒了些许财富。宣统二年（1910年）他乘老盐号源昌枧经营不善之机，用自己手中的债权作抵押，取得了海流井18年的经营权，迈出其以盐发家的第一步。
余述怀在开始经营盐业以后，生意越做越大，到抗战爆发前其身家就已经位居盐场前列。
抗战爆发后，余述怀在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资本的同时，还让他在美国留学的长子厚钦，在加利福尼亚开设“天禄兴业贸易公司”，进口花旗参、手表、汽车等回国销售，获取厚利。
此时著名的自贡盐商还有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刘瀛洲等人。他们的发迹过程都与余述怀相似，如侯策名也是出身农家，同样由杂货铺伙计干起，20年代末期买下老盐业家族的产业走入盐场。
1938年，侯策名看准时机大量囤积盐业生产所需材料。其时局势混乱，货比钱贵，在此时借贷整套锅炉设备的钱，到抗战结束时只需一块钢板就能还清本息。侯策名借这一记“以物保值”之策大赚一笔。
其后川盐销路大开，侯策名更开办全兴、中华两个运盐盐号，获利甚巨。到抗战结束时，其资产已达35万余元（以银币作值，其时银币与法币的比率为1比300万）。
可1945年抗战胜刚一胜利，国民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自贡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
辉煌后的落寞
对于政府的决定，自贡盐商们皆愤愤不平，既然四川的食盐在抗战中为稳定大后方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为什么国民政府不能在抗战胜利之后为川盐保留两湖地区的运销区呢？
对此，曾任四川盐务局局长的缪秋杰在一个私人聚会中表示，两淮盐商历来就是中央政府的大金库，在掌控了中央钱袋子的两淮盐商面前，中央政府似乎也无计可施。
这批自贡盐商对于自己的命运其实早有预料，他们也为此努力，但时代赋予的机遇似乎也注定要由时代来收回，个人的抗争总显得微不足道。
早在1945年，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等7人就倡议组织四川盐业公司，欲将自贡两大盐场合二为一，为抗战后的川盐谋求一条出路。然而这在当时却根本行不通，就连那些中小盐商也不愿参与其中，反而成立起西南盐业公司、中华盐业公司等与之对抗。
1946年，四川盐业公司集资20亿元，拟向中央银行以官价3万元1两购买黄金，或向外国借贷，在美国购买真空制盐设备。几经周折，才由盐务局领队，派出一个考察团赴美。最后却仍空手而回。其间，中央银行拒售黄金，不换外汇，美国和加拿大又以中国政局不稳，动荡不安为口实，不予贷款。
在这之后，侯策名等人的理想完全破灭，向来勤俭克己的他也一改往日作风，修建起一座豪华西式公馆，还请寓居上海的周孝怀手书“涵院”二字作为馆名。1947年，余述怀遭遇意外身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